“笔、墨、纸、砚” 等文房用具是古代传播文化思想的重要工具，亦是文人官吏不可或缺的书斋案头用品，从而也成为这一群体的身份象征与标签。在古人“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影响下，文房器用成为重要的随葬品类，早在战国时期楚墓中就有毛笔随葬的例子，秦汉时期毛笔、墨、砚台皆见于墓中，至东汉末期，石砚板更是普遍见于全国各地的汉墓中。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多地墓葬中都见有笔、墨、砚等文具，纸最不易保存，罕见于考古发掘。本文将首先梳理文房用具出土概况，在此基础上尝试阐释文具随葬现象与当时的风俗文化。
毛 笔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出土的毛笔并不多，目前仅见有 4 例。江苏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大墓出土 2 件青瓷制成的明器毛笔〔图1〕，笔杆呈圆柱形，上刻弦纹，笔头呈尖锥形，上刻斜直纹，象征笔毛，长 22.6 厘米。虽为明器，但其形制与实际所用毛笔基本一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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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青瓷毛笔 江苏南京上坊出土 孙吴时期，公元 222 〜 280 年 长 22.6 厘米（图片采自南京市博物馆等 ：《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 12 期，页 13，图 27）
江苏江宁东晋墓木棺头箱内出土一件毛笔实物，笔杆可能为易朽的竹木材质，已经不存，仅见有笔头〔图 2〕，两端均见笔锋，中以宽 2.5 厘米的丝帛束紧，长10.2 厘米，其选材及制作相当精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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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毛笔头 江苏南京下坊村墓出土 东晋时期，公元 317 〜 420 年 长 10.2 厘米，中宽 1.4 厘米（图片采自《考古》1998 年第 8 期，图版 6）
学者推测这枚笔头包括丝帛在内的一半以上都要被纳入杆腔，是汉末曹魏时期的大书家韦诞（字仲将，公元 179 〜 253 年）《笔方》中所谓的 “内管（笔管）中，宁随毛长者使深” 的实物佐证〔3〕。甘肃武威前凉时期（公元 301 〜 307 年）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保存完好的毛笔〔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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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毛笔及笔套 甘肃武威旱滩出土 前凉时期，公元 301 〜 376 年 笔杆长 25 厘米，笔头长 4.9 厘米（图片采自中国文房四宝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文房四宝全集·3·笔纸》，北 京 ：北 京 出 版 社，2008 年， 页 6，图 6）
毛笔套于笔筒内，放置在男墓主头部左侧，笔杆由松木制成，长 25 厘米，从笔端向笔尾逐渐收分，笔头长 4.9 厘米，用狼毫制成〔4〕。值得注意的是，此件毛笔的笔杆细长，顶端削尖，这是源于实用需求的设计，便于簪戴，这种做法承袭自秦汉，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此一习俗逐渐演变成为文官服饰的簪笔制度〔5〕。
此外，河南西晋墓中出土了一件用于放置毛笔的笔架。河南荥阳苜蓿洼墓地 M18 是典型的西晋中晚期墓葬，从铁矛鐏等随葬品来看，墓主为男性，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规格来看，墓主应为地位较高的官员。此墓中出土了一件制作精良的铜笔架〔图 4〕，为目前所仅见，笔架两侧为山形架，中有三根饰绹纹的轴连接起来。架上有放笔的凹槽，可放三支笔〔6〕。笔架在当时的文献中也称笔床，张敞所撰《东宫旧事》中记载 ：“皇太子初拜，给漆笔四支，铜博山笔床一副焉。” 这与西晋墓出土的笔床材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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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青铜笔架 河南荥阳出土 西晋时期，公元 266 〜 316 年 长 11 厘米，高 5.3 厘米（图片采自《中原文物》2014 年第 3期，封三 ：4）
笔床亦有其他材质，南朝梁简文帝曾撰诗咏赞笔架 “雕饰杂众象”，甚为华丽 ；南朝陈徐陵所作的《玉台新咏序》中又称 “琉璃砚盒，终日随身 ；翡翠笔床，无时离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仍是席地而居的时代，时人执笔的方式与今人并不相同，采用的是拇指、食指握笔管，中指托住笔管的握笔法，这种形象见于出土和传世的图像材料中。湖南长沙南郊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公元 302 年）墓出土一件青瓷对坐校书俑〔7〕，两俑头戴进贤冠，着交领长袍，中间置书案，案上置有笔架、长方形砚、小提箱，其中一人执毛笔在木牍上书写〔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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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青瓷对书俑 湖南长沙南郊出土 西晋永宁二年，公元 302 年 高 17.2 厘米，板长 15.5 厘米 宽 7.8 厘米（图片采自朱伯谦编 ：《中国陶瓷全集 ·4》，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年，页 99，图 78）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第九段表现三名女子的形象，独自站立的女子是女史官，右手执笔，左手托书，作批注状〔图 6〕；顾恺之另一幅描绘古代文人学士制琴场景的《斫琴图》中一人手握毛笔在琴面上勾勒轮廓〔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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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女史箴图》局部 东晋顾恺之（公元 348 〜 409 年） 唐代摹本 绢本设色 纵 24.8 厘米、横 348.2 厘米 大英博物馆藏（图片采自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美术全集 ·2》，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年，页 121，图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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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斫琴图》局部 东晋顾恺之（公元 348 〜 409 年） 宋代摹本 绢本设色 纵 29.4 厘米 横 130 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片采自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美术全集·2》，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年，页 142，图 97）
北齐杨子华《北齐校书图》中绘有三组人物，其中第二组共十人，四文士坐于高榻上，榻上放有古琴、漆高足盘、多足砚，婢女、小童伺立榻周，文士中二人一手持毛笔，一手持书，正在校勘书卷，另二人似乎正因意见相左而有所争执〔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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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北齐校书图》局部 杨子华（公元 561 〜？年） 宋代摹本 绢本设色 纵 29.3 厘米，横 122.7 厘米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图片采自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 ·2》，北京：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2014 年， 页170，图一〇四）
古 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大约有 18 座墓葬出土了古墨，大多为人工墨，天然墨较少，仅见于江苏南京老虎山 2 号东晋墓，墓室前部祭台上的陶砚内放置一枚墨块，长 6 厘米，宽 2.5 厘米，经化验该墨 “黄黑色，轻，在显微镜下，显无色不规则的晶体，质硬如砂粒，与现代墨无相似之处，加热微燃烧，似含有机质，猛烧后，留下之物，体积与未烧前相同，因有机物质被烧去，颜色变淡，应为天然石墨”〔8〕。
人工制墨的原料沿袭汉代，以松树为主，即所谓 “墨出青松烟”，但墨的质量已经大大提高，墨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可以用手持研磨，不再需要研石碾压。古墨形制以圆柱形、长方形和圆台形为主，且大多数模印有花纹。圆柱形古墨多见于南方地区的孙吴两晋墓葬中，如江西南昌孙吴早期高荣墓，男墓主高荣棺内头部有一木盒，盒内装木方、木简、竹尺、石砚、墨等，墨呈圆柱状，长 9.5 厘米，直径 3.5 厘米，此墨经鉴定为松烟墨，大体上保留汉代风格，制作精巧，模印有叶脉纹〔9〕。江西南昌西晋湛千钤夫妇合葬墓，男棺内出土一墨块呈圆柱状，长 9 厘米，直径2.5 厘米〔10〕。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 M2墓主高崧棺内放置一件圆柱形墨，已碎为 4 块，最大一块长 5 厘米，宽 2.1 厘米〔11〕。
长方形古墨则主要见于北方地区的三国墓中，如湖北襄樊菜越三国墓，男墓主棺内随葬一锭古墨，出土时呈长方形，长 2.6 厘米，宽 2 厘米，厚 1 厘米，经鉴定其主要成分是 “炭黑和有机质，是合墨法所制的胶墨，虽然少部分墨被风化，但大部分烟灰粒子仍然均匀填充在胶的交联网络中，并形成层状结构，使其吸潮率下降，是 '轻胶万杵’ 的好墨”〔12〕。甘肃酒泉西沟村画像砖墓 M7 可能为曹魏时期，墓中出土墨一件，长方形，黑腻如漆，表面滑润，手感轻而坚致，长4.2 厘 米， 宽 2.9 厘 米， 厚 1.7 厘 米〔13〕。
圆台形墨出现的时代似乎稍晚，南北方皆有所见，如辽宁北票冯素弗墓（公元415 年）出土古墨 2 丸，墨体轻质细，色黑易染，下大上小，近圆台形，横截面椭圆形，表面模印花纹，一面为突出横带纹，一面似花瓣，大的一块高 5.6 厘米，长径 3.7 厘米〔14〕。江苏南京殷巷南朝墓出土一锭古墨，为模制而成，墨质坚实，出土时漆黑若新，未见使用痕迹，呈上宽下窄的圆台形，底略内凹，端面模印莲瓣纹，质料均属松烟，面径 6.5厘米，底径 4.5 厘米，高 3.7 厘米，从这锭古墨看，造型已脱离早期墨的稚拙粗陋，制成上宽下窄的圆台形，既便于手握研磨，又有一定的审美意趣，端面模印的莲瓣纹，或许是南朝社会崇佛风尚的反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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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雷寿” 墨 江西南昌火车站出土 东晋时期，公元 317 〜 420 年 长 5.5 厘米，宽 4.1 厘米 厚 2 厘米（图片采自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昌火车站东晋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第 2 期，页 37，图九〇）
古墨上不仅装饰有模印花纹，而且还刻有墨工之名。江西南昌火车站M3 为南昌令雷陔夫妇合葬墓，雷陔葬于永和八年（公元 352 年），其棺内出土墨一件〔图 9〕，该墨黑色，扁圆条状，两端切平，一面阳刻长方框，框内隶书“雷寿” 二字，框外有曲纹线〔16〕。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制墨工匠有官府和民间两种，据元代陆友《墨史》记载，张金是西晋时期知名的民间墨工，“张金好墨，过市数蠡，并市豪笔，备即写书”，此时期文人制墨也不乏其人，其中韦诞墨品质最佳，被誉为 “仲将之墨，一点如漆”，南朝刘宋时期的大臣张永（公元 410 〜 475 年）制墨水平高，“又合秘墨，美殊前后”。“雷寿” 很可能是墨工之名，又据《太平寰宇记》卷一六〇记载 “豫章郡五姓：熊、罗、雷、湛、章”，雷氏为豫章郡大姓，雷寿并非普通的墨工，很可能是文人，而这块雷寿墨或许也是当时文人制墨的代表。
砚 台
砚台在汉墓中已经十分常见，几乎在汉代王朝的统治区域内，包括辽宁、青海、云南、贵州等均有出土。汉墓中出土的砚多为石砚，从形制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扁圆形砚板，多用天然石块制成 ；第二类是长方形薄板，修饬工整，部分还配有砚盒 ；第三类是圆形三足石砚，这类石砚通常雕刻精美，三种砚台常有研石伴出〔17〕。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砚台，相较于汉代而言在形制和材质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一是形制的变化。汉代的扁圆形砚板基本不见，长方形石砚板仍有不少，尤其多见于南方地区的六朝墓葬中。从出土实物看，六朝时期的石砚板不似汉代石砚板狭长，较为厚实，地理分布的普遍性也大不如两汉时期。部分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石砚板制作得十分精致，如西晋刘宝墓出土的石砚板，石质细腻，四周镶有铜边，底面有朽木痕迹，可能原来还有木托〔18〕。
东晋末期及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几乎见不到长方形石砚板了。圆形的三足石砚极少见，河南偃师曹魏时期墓葬中出土一件〔图 10〕，由砚盖和砚身两部分组成，砚盖圆形，高浮雕，似五龙盘绕，中间刻出五铢钱状图案，圆形砚堂，一侧刻耳杯状水池，下有 3 只粗矮足〔19〕，雕刻精美的三足石砚此后基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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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三足圆石砚 河南偃师出土 曹魏时期，公元 213 〜 265 年 直径 11.2 厘米，高 7 厘米（图片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魏晋墓》，《考古》1985 年 8 期，页 724，图五 ：1）
石质砚台除了长方形薄板状、三足圆砚外，主要为方形四足砚，且仅见中原北方地区的西晋至北朝墓中，数量较少。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出土 4 件形制大小相同的方形四足砚，砚面方形，中心为一圆形砚堂，其一侧为一耳杯形水池，另一侧刻一毛笔状凹槽，砚面之下四角各有一足，足间有花牙装饰〔20〕。
四足方砚的圆形砚堂似与汉代三足圆砚有隐约相关的设计意图。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四足方砚有所不同〔图 11〕，砚面上的砚堂呈长方形，砚堂一侧有耳杯形水池，水池下方是方形墨床，另一侧凿出一笔形凹槽，这一造型理念很可能来自长方形石砚板。二是材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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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四足方形石砚 辽宁北票出土 北燕太平七年，公元 415 年 长 26.7 厘米，宽 23.3 厘米，高 8.3 厘米（图片采自辽宁省博物馆编 ：《北燕冯素弗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5 年，彩版四一）
陶瓷砚，尤其是青瓷砚随着制瓷业的兴盛发展逐渐取代汉代流行的石砚成为最主要的砚材。青瓷砚出现于三国西晋初，多见于南方地区，基本特征为圆形，有砚墙，平底，下附三足，足呈柱状或蹄状〔图 12〕，部分三足砚还带有盖〔图 13〕，这种三足圆砚似乎可与汉代的三足圆形石砚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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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青瓷三足砚 浙江余姚丈亭镇出土 西晋时期，公元 266 〜 316 年 直径 16.9 厘米，高 3.8 厘米
（图片采自朱伯谦编：《中国陶瓷全集 ·4》，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年，页 131，图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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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青瓷带盖三足砚 湖北鄂州冶金建筑公司工地 M7 出土 西晋时期，公元 266 〜 316 年 直径 23.8 厘米，通高 12.5 厘米（图片采自朱伯谦编 ：《中国陶瓷全集 ·4》，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年，页 131，图一二六）
青瓷砚的砚墙、砚底及足部施青釉，砚面无釉，以利研磨。陶瓷砚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砚足数量的不断增多，三国西晋时期多见三足，东晋以后砚足增多至五足〔图 14〕、六足〔图 15〕、八足，乃至十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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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青瓷五足砚 江西永丰出土 南朝时期，公元 420 〜 589 年 直径 22 厘米，高 14 厘米（图片采自朱伯谦编 ：《中国陶瓷全集 ·4》，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年，页 196，图二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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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青瓷六足砚 江苏南京光华门外大教场出土 东晋时期，公元 317 〜 420 年 直径 14.2 厘米，高 4.8 厘米（图片采自朱伯谦编 ：《中国陶瓷全集 ·4》，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年，页 162，图一六五）
如广东揭阳南朝刘宋墓中出土一件六足青瓷砚，砚面向上凸起，不施釉，6 只兽蹄足〔21〕；大同北魏元淑（葬于公元 508 年）墓出土一件圆形六足陶砚，砚面圆形凸起，6只马蹄形足，砚面施白彩〔22〕；西安长安区北魏韦彧墓（葬于公元 526 年）出土一件青瓷砚，砚面微凸，无釉，下附12 只较瘦高的蹄足，与之配套的还有青瓷砚滴一件，整体呈卵形〔图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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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青瓷多足砚及砚滴 陕西西安长安县韦曲北塬韦彧墓出土 北魏孝昌元年，公元 525 年 砚 ：直径 32 厘米，高 10 厘米（图片采自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陕西卷》，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8 年，页 8，图 8）
南朝时期还见有圈足砚，如湖北安陆南朝墓出土一件陶砚，圈足外撇，足上有圆孔 8 个〔24〕，圈足很可能是多足的变体。除圆形带足砚外，陶瓷砚中还见有长方形砚、方形带足砚和箕形砚。长方形砚见于江苏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砚面四周有一圈凸起的边框，砚堂呈长方形〔25〕。方形带足砚见于江苏邗江东晋晚期墓，砚面中间高，四周略低，四侧呈壶门状，四足，足呈方形〔26〕，这种形制的砚也见于北魏宣武帝景陵。
方形四足陶砚的形制很可能模仿自西晋时期出现的方形四足石砚。米芾在《砚史》中提到 “箕形砚为晋制，见于晋人书画”，但目前尚未见到晋时的箕形砚实物和图像。然而，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孙吴墓已经出土了铁质箕形砚〔27〕，可见箕形砚的源头更早。北朝晚期还出土有2 件箕形陶砚，其一出自西安东郊郭家滩工地的唐墓，是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公元 549 年）时所造的砚台，前低后高，边沿突起，砚面有墨迹，背面左端模印人面鸟身图像，右端阳文 “武定七年为庙造” 字样〔图 17〕〔28〕；另一件出土于洛阳钢厂 24 号墓，底部在烧制前印有表示 “吉祥” 的文字装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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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陶箕形砚 陕西西安东郊出土 东魏武定七年，公元 549 年 长 15.7 厘米，宽 11 厘米 厚 2.5 厘米
（图片采自朱捷元、黑光 ：《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几件砚台》，《文物》1965 年第 7 期，页 51，图六、图七、图八）
除陶瓷砚和石砚外，考古发现的此时期制砚材质还有漆、木、铜、铁等。如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的漆砂砚，共四层，分三盘一盖，可以叠合，下层为底盘，可以放置砚石，墨块，中层为砚盘，内涂黑漆和细砂粒，上方有一方形水池，上层为笔架盘〔30〕。仙鹤观东晋墓出一件三足铜砚，形制与三足陶瓷砚类似〔31〕。
与砚台配套使用的砚滴在墓葬中也时有见到。砚滴是为了方便磨墨时注水，出土的砚滴主要有铜和陶瓷两类材质，以陶瓷质居多。河南巩义站街西晋墓出土一件保存完好的铜砚滴〔图18〕，阔口，龇牙，头有双角，大耳，背饰卷曲鬃毛，体饰梅花斑，四肢伏地，口衔耳杯，腹空，脊上附中空圆柱，圆柱中插中空铜管，口部有小孔与腹通，设计奇巧，造型精美〔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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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铜砚滴 河南巩义站街出土 西晋时期 公元 266 〜 316 年 长 14.6 厘米，宽 7 厘米 高 8 厘米
（图片采自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河南巩义站街晋墓》，《文物》2004 年第 11 期，页 41，图三）
三国、西晋时期的青瓷砚滴通常被制成蛙形〔图 19〕、兔形〔图 20〕。南朝时期砚滴的形制更加多元〔图 21〕，制作精巧，显示出时人对文房器用的重视与讲究。
文具随葬与风俗文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的文房用具多是成套出现。江西南昌孙吴高荣墓木方上墨书 “书刀一枚，研一枚，笔三枚……官纸百枚”，南昌西晋吴应墓出土的木方上有 “故书砚台一枚，故笔一枚，纸一百枚，故墨一丸”，两墓中都发现了砚台和墨，纸、笔因为易朽而不存。河南巩义站街西晋墓的前室西侧有一件漆盒，盒内放置墨（已经粉碎成粉末）、石砚板、小铁刀、铜砚滴和研石（报告中将之误称为石印坯）各一件 ；江苏南京江宁下坊村东晋墓的木棺内头箱处则放置瓷砚、铁书刀、墨、毛笔和砚板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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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青瓷蛙盂 浙江金华古方墓地出土 西晋时期 公元 266 〜 316 年 口径 2.3 厘米，底径 5 厘米 高 8 厘米（图片采自朱伯谦编 ：《中国陶瓷全集 ·4》，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 社，2000 年， 页 135， 图一三二）
文房用具多见于社会上层人士的墓葬之中。出土文房用具的墓主身份大都较高，多为官吏、世家大族，甚至包括帝王。东晋时期的门阀大族王氏、谢氏、温氏、高氏、颜氏墓中都发现有笔、墨、砚等文房器用。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大墓、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的墓主都被推测为帝王。就墓主性别而言，文房器用多见于男性墓中，女性墓中亦出土有石砚板，这与石砚板的功用有关，不仅可以用作文具砚板，还可作为化妆用的黛板。
随葬文房用具是秦汉以来统治阶级士大夫文人所谓 “书殉笔葬” 的风尚在此时期的延续。杨伯峻指出 “书殉笔葬可能由来已久，但不是一种制度，西汉以前也不见记载。……据《晋书·皇甫谧传》，以 '生平之物’ 随葬，是古代的一种风气。所谓 '生平之物’，包括本人的日常用品和心爱的珍贵物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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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青瓷兔盂 浙江上虞聊江帐子山窑址出土 孙吴时期 公元 222 〜 280 年 高 10.1 厘米
（图片采自朱伯谦编 ：《中国陶瓷全集 ·4》，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年，页 63，图三二）
文房用具作为汉族文人官吏的日用品也就自然被纳入随葬之列。文房用具多见于南方地区的六朝墓中，而北方地区则较少。西晋灭亡后，中原北方成为少数民族统治区域，随葬文具的现象也随之消失，十六国墓葬中极少见到这些文具的踪迹，北燕冯素弗虽然已经鲜卑化，但其汉文化修养极高，墓中随葬砚台、墨块当可理解。北魏迁都洛阳实施全面汉化之后，墓中随葬文具的现象才随之增多。南方地区随着西晋的灭亡，成为大批汉人士族迁居之地，汉晋文化传统和风尚习俗未被切断，随葬文具的传统也被继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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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青瓷棒槌形水注 南朝时期 公元 420 〜 589 年 高 6.1 厘米，长 16 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图片采自朱伯谦编 ：《中国陶瓷全集 ·4》，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 社，2000 年， 页 200， 图二一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古人对纸、笔、墨、砚等文具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和意义。在当时的古人看来，鬼神也需要用纸笔等文具。如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记载 “益州之西，云南之东，有神祠”，祈祷者需要 “持一百钱，一双笔，一丸墨，置石室中”。《异苑》记载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公元 424 〜 453 年），魏郡张承吉子元庆 “见一鬼，长三尺，一足而鸟爪，背有鳞甲”，向其家 “求纸笔”。《魏书》中记载北魏世宗时期（公元 483 〜515 年），元景为王显诬告赐死之际，顾谓其子曰 “我棺中可著百张纸，笔两枚，吾欲讼显于地下”。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文房用具的随葬之风更盛。从墓中发现的实物来看，尤其是在南北朝时期，文具中的陶瓷砚台成为重要的随葬品类，在这些陶瓷砚中，以陶砚居多，相当数量并未发现使用痕迹，当为专门制作的明器，而明器化现象的出现正反映了时人对随葬文房用具这一风俗的重视超过了用具本身的实用性。
作者：王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美在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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